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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程序研究

  发布时间:2016-04-15 09:02:57


论文提要

本文主要研究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运用程序,并不涉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体性问题。笔者在研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规定后,结合审判实践,认为虽然我国确立了该规则,并规定了一些程序,但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对于该项制度的具体运用操作性不强,没有具体运用程序。现行《刑事诉讼法》首次设置了庭前会议程序,并规定可以在庭前会议中提出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纵观现行《刑事诉讼法》及《解释》,虽然在庭前会议程序、一审及二审程序中都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有所规定,但却没有对该制度物尽其用。首先,庭前会议程序中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貌似只是具有整理焦点,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之用。其次,一审程序中的证据合法性的调查程序是否合理?再次,二审审理时,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以及处理程序如何?在我国研究作为“舶来品”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即以我国司法环境为基础,结合外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来研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审判各个阶段的适用程序。全文约8500字。

主要创新观点

《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的出台表明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但,比较研究外国的相关制度,结合我国司法实践,该项制定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本文从庭前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到一审庭审非法证据排除,再到二审的非法证据排除做了详细论述。

1、借助我国的庭前会议制度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庭前程序性审判制度,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这种重大的程序性争议在庭前会议中解决,并通过庭前会议来阻断审判法官的庭前预断。

2、庭审中是否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应该召开由控辩双方诉讼参与人组成的听证,再由法庭根据听证情况决定是否进入合法性调查程序。对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问题,由公诉方承担证明责任。法庭组织控辩双方围绕着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展开质证和辩论。如果确认某一证据为非法证据,可以以决定的形式直接将该证据排除于证据之外,使其不得在法庭上出示和质证,也不再作为定案根据。经过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质证的证据,法院应当以决定的形式确定是否排除,对于是否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控方和辩方都有权提起抗诉、上诉或申请复议的权利。

3、二审程序中非法证据的完善分别从上诉和抗诉两个角度进行论述,具体提出了二审中非法证据排除的提出主体,提出条件及合法性调查等问题。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程序研究

一、排除非法证据的意义和价值

“非法证据”,其本意是指以法律明确禁止的手段或者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所取得之证据。[(1)万毅:解读“非法证据”,载北大法律信息网,2012年10月16日](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侦查机关通过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是真正在刑事诉讼法中体现程序法治逻辑的证据规则,被称之为(警察的手铐)”。[(2)刘彦辉: “论非法证据调查程序在我国的立法确立”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 4期](2)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为什么一定要把非法证据进行排除呢?原因如下:

第一,保障人权,促进程序正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保障诉讼参与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并且保障程序的公正性。同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有利于保障司法机关的司法尊严,让诉讼参与人对司法机关有信心。从这一方面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保障程序正义进而有利于保障实体正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一个国家刑事法治水平的标志,不仅体现了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制观念的转变,还体现了诉讼观念的进步,从单一的惩罚犯罪发展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第二,对侦查违法形成震慑,有效制止非法取证行为。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是通过排除侦查人员通过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材料,不论其真实与否,这样可以从结果上抑制侦查人员通过非法手段收集证据,对其形成证据排除的威慑。二是将侦查人员在非法取证过程中的可期待利益降到最低,可以降低其非法取证的欲望,从而有效地遏制非法取证行为。

第三,预防并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这一功能主要是针对我国的司法实践而言的,近年来我们不断看到媒体披露出的冤假错案,从佘祥林案到赵作海案,再到聂树斌案,这一起起的冤案错的离谱,为什么法院就能够那么轻易地作出有罪判决呢?其原因与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和法官的违法认证行为有一定关系。实践证明,只有将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排除在诉讼程序之外,才能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最终达到定罪量刑的公平、公正。

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源自于英美法,于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当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大都制定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制度在我国发展较晚。自1979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规定开始,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了大量的深刻研究,伴随我国司法改革的在逐步深入,最终促成了非法证据规则写入刑事诉讼法。在这段路程中,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经历了三个立法阶段。

第一阶段,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32条以及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43条都规定了严禁以刑讯逼供等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这样的规定,仅仅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在证据的取得手段上做了禁止性规定,没有规定违反此规定的法律后果,并未形成明确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和体系,在制度和规则上不具有可操作性。审判过程中,辩护人也仅仅只能在法庭调查程序中对证据取得手段的非法性提出质疑的质证意见,但是由于没有相应的实体性制裁后果,辩护人的质证意见往往流于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8年先后发布了《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以刑讯逼供等非法的方式收集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或者指控犯罪的证据。这些内容也都是零星的规定,仍然没有配套的实施程序。在此期间,1998年我国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2003 年签署了《反腐败公约》,这两个公约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形成和确立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二阶段,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安全部、公安部以及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证据规定》)。两高三部开创性地在司法解释层面上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程序。笔者认为,《两个证据规定》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3)参见张军主编:《新刑事诉讼法法官培训教材》,2012 年 6 月第一版,第 202-2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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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2013年1月1日新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实施阶段。新修改《刑事诉讼法》及《解释》吸收了《两个证据规定》的内容,较为全面地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进一步明确了“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申请排除证据的程序,明确了对取证合法性的审查、调查程序,这次修改从保障人权的高度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规范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以及相关实施程序。从此,我国在立法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三、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在审判实践中的适用情况

尽管新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规定,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贯穿于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但受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在侦查和审查起诉环节中职能的限制,它们不可能像审判机关一样以裁判者身份审查判断证据。因此,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毫无疑问地成为人民法院的职责。所以,非法证据排除的重点环节落实到审判阶段,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裁判程序也只能在审判阶段构建起来。

我本人在中级人民法院任职法官9年,始终从事刑事审判工作,接触了大量的刑事一、二案件。就实际的审理情况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状况非常不理想。可以说空喊口号,没有付诸行动。   2010 年两高三部的《两个证据规定》实施以前,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非法证据的排除一般都是围绕对证据合法性的展开质证的,而公诉和审判机关对此也没有足够认识,没有专门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调查核实。庭审中,被告人或辩护人的质证意见往往以被告人已经在笔录上签字为由而予以否定。《两个证据规定》实施以后,由于缺乏必要的程序支持,大量的刑事案件都没有在开庭前专门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个别案件仅在庭审中由辩护人以排除非法证据进行质证,公诉机关在质证过程中以出具侦查机关相关说明的形式进行举证。其形式和 2010 年前的证据合法性的质证意见没有质的变化。2013 年现行《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法院在刑事审判中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仍处于探索阶段,如何在司法审判中具体适用该制度成为审判机关面临的一大挑战。依据司法统计,从非法证据启动的主体来看,法官依职权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件为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庭审前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最终启动的案件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从而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案件占更小的比例。这应该引起法律学者和司法审判人员的足够重视。

四、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审判阶段的适用程序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适用程序,主要是研究该制度在司法适用上的操作性问题,包括庭审前、法庭审理和二审期间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程序。从现行《刑事诉讼法》及《解释》规定中,大致可以归纳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模式:“庭前排除模式”和“庭审排除模式”。《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这一条款即所谓的庭前会议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解释》第一百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庭应当进行审查。”这一规定明确了庭审调查中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但不论“庭前排除模式”还是“庭审排除模式”目的都是要将非法证据排除这一程序性问题解决。但我认为,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属于程序性事项,应在庭前会议中予以解决,为后续的庭审扫清障碍,以提高庭审的效率和质量。

(一)庭前会议中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研究

刑事庭前会议制度,是指“在法庭决定开庭后、开庭审理之前这一阶段,由法官主持的控辩双方一起参加的旨在解决、梳理案件程序性问题及部分实体问题的一种庭前准备程序”[(4)参加陈莉、蒋文玉《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立法检视和改造》载人民司法2014年第17期](4)。刑事庭前会议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设计科学化、精细化的重要体现;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一个关乎尊重和保障人权与防止冤假错案的重要证据问题。《刑事诉讼法》第128条、《刑事诉讼法解释》第99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429条至432条等法律条文规定,对于证据收集合法性有异议的,可以要求召开庭前会议。上述法律性文件把庭前会议制度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结合在一起。这一结合不仅保障了庭审实体功能的最大化,为后续庭审扫清障碍,同时,也为非法证据的有效排除提供了程序保障。

庭前会议中非法证据排除制度适用的不足:《解释》第184条规定:“召开庭前会议,审判人员可以下列问题向控辩双方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六)是否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从该条文可以看出,庭前会议中,审判人员可以就是否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向控辩双方了解情况,并听取意见。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提出的非法证据,如果没有争议,则可以直接在庭前程序中排除;如果有争议,则将来放在庭审过程中解决。可见,我国的庭前会议并没有要解决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只是通过庭前会议让双方展示证据,做一些庭审准备工作。刑事庭前会议在非法证据排除方面只是发挥了两种功能,一是提出非法证据。在庭前会议中,辩护方可以就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提出异议。二是排除无异议的非法证据。对于辩护方提出的对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异议,若是控方没有异议,直接在庭前会议中排除。现行的庭前会议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一定程度地节约了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同时预防了法官信息的污染,排除了庭前预断。但,我国刑事庭前会议并未明确规定如何审查、判断证据,仅限于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缺少程序性法律后果这一要件。

庭前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构建和完善:

比较研究外国的相关制度,庭前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主要特点就在于独立性,庭前排除程序的主体独立于审判法官,庭前排除程序独立于审判程序,并在庭前排除程序结束后会有一个庭前的裁决。相比之下,我国的庭前会议程序规定得比较粗糙,而且有些地方规定得不甚妥当,不能发挥出庭前会议的功能。笔者认为,借助我国的庭前会议制度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庭前程序性审判制度,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这种重大的程序性争议在庭前会议中解决,并通过庭前会议来阻断审判法官的庭前预断。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庭前会议模式是指以庭前会议的方式来解决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并形成一种“非法证据排除庭前会议”,即类似于美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禁止听证”,成为一种专门的庭前会议。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庭前会议”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构建:

1、在启动方式,应赋予控辩双方平等的启动权。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刑事庭前会议中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权归属于审判人员。作为辩方,可以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应在起诉书副本送达后开庭审理前提出,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但是,如果申请人不能提供线索和证据或其提供的线索和证据不能使法官对证据取得的合法性产生合理怀疑,法庭不会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从以上一系列的规定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辩方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只有申请权而无启动权。这对本身就处于关押状态相对弱势的被告人不利,在我国辩护权不发达的现状下,有必要赋予其同等的启动权。

2、应赋予庭前排除非法证据一定的法律后果。庭前会议中,合议庭经过质证认为存在非法证据的,对于该非法证据应该予以排除,并明确该排除的法律效力,该被排除的非法证据不得在今后的庭审调查中出现,且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不再以被排除的非法证据作为论据进行法庭辩论。这既提高了庭审效率与质量,又维护了法律尊严。

3、应该制定完善的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应主要受控辩双方证明责任的支配。公诉方对证据合法性承担证明责任。公诉人应当向庭前会议主持者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审判人员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审判人员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公诉人举证后,控辩双方可以就相关证据的合法性问题进行质证和辩论。申请排除其他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的调查程序可参照《规定》中的具体规定。经过调查之后,审判人员应当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作出裁定。

4、设置合理的非法证据排除救济途径。针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我国并没有单独的程序性救济机制。《刑事诉讼法解释》第 103 条前两项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上诉救济程序。即具有下列两种情形之一的,二审法院应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第一,一审庭前会议主持者对辩方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没有审查,并且肯定该证据的证据能力的;第二,控辩双方不服一审庭前会议作出的有关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裁判,提出抗诉、上诉的。这种赋予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上诉权较为合理,并具有现实可行性。但,我个人认为理想的救济程序应采取复议方式,即控辩双方对庭前会议裁判有异议的,可在庭前会议结束后向上级法院提出复议。这样能够对控辩双方特别是辩方进行及时的救济,进一步审查“非法证据排除庭前会议”中所得结论的合法性。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可能会对整个诉讼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提前设立救济程序不仅能保证追诉的正确性和合法性,防止错案的发生,而且还能避免因采纳非法证据而导致的不必要的诉讼资源的消耗。

(二)庭审中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设计

我国的庭前排除非法证据模式并不是一种绝对的庭前排除机制,出于公正方面的考虑,作为庭前排除的例外,也允许在庭审中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但应符合一定的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97条规定:“法院向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告知其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提出,但在庭审期间才发现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除外。”如果排除非法证据的相关线索或者材料是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庭前发现的,自然可以在开庭审理前提出,并且,通过庭前程序来解决该问题。但若是相关线索和材料是在庭审过程中发现的,那自然是不能在庭前提出,而为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权利,同时保障程序正义,我们不能剥夺其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所以,此时,我们必须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解决证据收集合法性的问题。

一审法庭审理过程中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完善:

1、申请程序。根据《刑事诉讼法》及《解释》的规定,无论是庭审前还是庭审调查程序中,当事人或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材料。

2、启动程序。按照现行法律,依申请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需要法庭进行审查,法庭认为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法庭应该进行审查。笔者认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提出后,不能把审查权完全交由法庭。是否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应该召开由公诉人和当事人、辩护人及诉讼代理人组成的听证,对非法证据排除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然后,再由法庭根据听证情况决定是否进入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调查程序。经过审查被告方的相关证据或线索,法庭对某一控方证据取证方式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3、程序结果。法庭审理过程中,一旦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对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问题,由公诉方承担证明责任。法庭组织控辩双方围绕着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以及非法证据应否排除的问题,展开质证、辩论活动。如果确认某一证据为非法证据,可以以决定的形势直接将该证据排除于证据之外,使其不得在法庭上宣读、出示和接受质证,也不再作为定案的根据。

4、程序救济。经过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质证的证据,法院应当以决定的形式确定是否排除,对于是否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控方和辩方都有权提起抗诉、上诉或申请复议的权利。公诉机关和辩方可以在二审抗诉或上诉时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单独或一并提出。

(三)二审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具体适用

《刑事诉讼法》及《解释》,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二审程序中的适用没有明确的具体规定,存在适用盲区。笔者认为,非法证据排除应该是一审法院解决的问题,根据二审的程序性质,二审法院只对一审法院的判决进行审查,理论上,被告人在一审中经权利告知后不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如果不具有法定情形,二审中就不应被允许提出非法证据排除。但,司法实践中以非法证据为上诉理由请求二审法院排除的案例越来越多,因此研究二审程序中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具有现实紧迫性。当然,为了二审程序的功能发挥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现预期的效果,二审也应该遵循程序优先原则,先进行非法证据排除的审查。审查内容应包括对一审程序的审查和对被告人新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审查。

二审程序中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完善:

1、启动主体。虽然现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二审程序中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程序的启动主体,但是根据《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03条的规定,笔者认为,以下两类主体可以提出申请启动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程序。一类是上诉人,即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这一类主体既可以在上诉案件中提出对证据收集合法性进行审查,也可以在抗诉案件中提出对证据收集合法性进行审查。一类是抗诉人,即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只能在抗诉案件中提出对证据收集合法性进行审查,即人民检察院不服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有关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结论,提出抗诉的案件中提出启动该审查程序。

2、启动条件。根据《刑诉法解释》第103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一)第一审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没有审查,且以该证据作为定案根据的;(二)人民检察院或者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有关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结论,提出抗诉、上诉的;(三)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第一审结束后才发现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申请人民法院排除非法证据的。”这一列举式的规定,把情形仅限定在这三种范围之内,法官不具有自由裁量权。所以,二审人民法院要严格按照这三种情形来开启二审中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程序。

3、二审程序中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317条和第318条的规定,二审有两种审理方式,一是开庭审理,二是不开庭审理。开庭审理的情形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317条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223条规定的情形,其中与非法证据排除有关的有以下两款:“(一)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不开庭审理的情形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318条规定:“对上诉、抗诉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具有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情形,需要发回重新审判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下面笔者将对上诉人和抗诉人提出的对证据合法性的调查的案件分别进行讨论,分析其审理方式。

上诉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出排除非法证据有两种情形,其审理方式要分情形讨论。一是非法证据影响定罪量刑,那么该种情形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23条规定的情形,所以应该开庭审理。二是单纯的对一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并不影响定罪量刑,这种情况显然是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2条规定的情形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318条的规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二种情形是非常少见的,因为既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案件中提出了证据收集合法性的问题,而这个证据在整个定罪量刑的过程中未起到作用,那么再去申请排除这个证据,于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来说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活,于检察机关来说,对于这样一个不影响大局,可能存在争议的证据,其可能根本就不会让这样的证据出现在起诉书中,为自己徒增麻烦。所以这种情形的出现微乎其微。

抗诉案件:人民检察院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要开庭审理。根据2012《刑事诉讼法》第10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只能在一种情况下申请启动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核实程序,即人民检察院不服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有关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结论,意味着在一审中人民法院否认了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证据的合法性,对此人民检察院不服,这类案件属于抗诉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23条规定的情形,抗诉案件都属于开庭审理的案件。我国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事实的认定,要有相互印证的证据,形成一个证据链,而在这链条上的任何一个证据出现问题,都可能对实体问题产生影响,影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人民检察院对一审中被排除的证据提出异议,是可能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对于可能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的情形,我们在程序上更应该倾向于维护公正,所以,应采取开庭审理的方式。综上,在二审中如果突出证据收集的合法性问题,那么庭审方式基本是开庭审理。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和刑事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制度设计的层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从司法实践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落实没有显著的改观。这反映了立法进步的同时,尚且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制度设计要考量制度之间的相互配合才能将整个体系运转起来,正是因为如此,我国在刑事证据的立法和制度设计层面应进一步完善,使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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