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法治论坛 -> 法学论文

论法官释明权存在的问题与完善

  发布时间:2017-10-24 15:33:55


论文提要:

由于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并没有明确规定法官释明权,对其规定只散见于位阶较低的司法解释、内部规定之中,既无体系,亦无约束性措施。在实践中,法官对释明权把握不准,导致释明权行使不适当、不统一,且对释明权的适用多为通过法官自由裁量权来衡量,随意性较大,而当事人在法官不当行使释明权之后又无法律规定的相关救济措施,无法真正保障其合法的诉讼权益。而且我国目前大多数当事人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诉讼经验和诉讼技巧,且在诉讼中居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因此构建我国法官释明权以救济当事人诉讼能力的欠缺显得尤为必要。本文首先介绍了法官释明权的基础理论,探讨法官释明权制度的诉讼价值,然后结合审判实践中的具体案例阐述目前我国法官在行使释明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剖析了我国法官释明权的现状,分析现状产生的原因及建立法官释明权制度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建立并完善法官释明权制度的若干设想,对法官释明权的行使方式、范围、应遵循的原则及当事人如何对不当释明进行救济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希望从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和想法可以为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建立和规范提供有效的借鉴。(全文9653字)

关键字:法官释明;诉讼价值;制度现状;构建完善

主要创新观点:

本文主要结合审判实践中的具体案例阐述目前我国法官在行使释明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剖析了目前我国民事诉讼中法官释明权的现状,分析现状产生的原因及在民事诉讼中建立法官释明权制度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建立并完善法官释明权制度的若干设想,对法官释明权的行使方式、范围、原则及当事人如何对不当释明进行救济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并且还要提高我国法官的综合素质,包括精深的业务水平、丰富的审判经验、深厚的理论功底。好的法律制度,要靠好的法官来施行,才能实现制度建立的目的和宗旨。

以下正文

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并没有明确规定法官释明权,对其规定只散见于位阶较低的司法解释、内部规定之中,既无体系,亦无约束性措施。同时,我国国民法律意识普遍较低,大多数当事人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诉讼经验和诉讼技巧,且在诉讼中居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因此建立法官释明权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有重要意义。

一、法官释明权概述

(一)法官释明权的概念

法官释明权,又称阐明权,最早起源于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草案》。在民事诉讼中,为了弥补当事人在诉讼能力上的欠缺,在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陈述意见表达不清楚、不准确时,对所举示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自己的观点却认为足够时,法官依职权以发问、提醒和启发的方式提请当事人注意,以查明案件事实。法官正确行使释明权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通过程序公正来实现实体公正,可以平衡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辩论能力的差异,弥补其不足。

(二)法官释明权的性质

关于法官释明权的性质定位,初始时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论,主要有“权利说”、“义务说”、“权利义务一体说”三种主张。[⑴高立春:论法官释明权存在的问题与完善,法制与社会,2013.7(下)]⑴自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制定之时,对释明权的定位即是法官的义务,直至1924年,德国民事诉讼法将释明权适用于整个诉讼程序,释明权到底是法官的权力还是义务已没有争议,结论是释明权既是法官的一项权力又是法官的一项义务。[⑵张卫平:《诉讼构架与程式——民事诉讼的法理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8页。]⑵1890年日本效仿德国,对释明的规定与德国一致,而1926年日本修改了民事诉讼法,将释明权视为法官的一种权力,发展到50年代后期,释明权正式被定位为法官的一项义务。我国台湾地区关于释明的规定大多引自德国和日本,也历经了开始将释明权视为法官的权力,而后发展为释明权应是法官的一项义务。

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对法官释明权没有明确规定,但基于我国国情及目前的法律制度,在诉讼程序中,当事人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法官在庭审指挥中占有主导地位,因此释明权的“权利义务一体说”观点更符合我国的法官释明的目的和功能。对法官而言,将释明定位为一种义务,是要求法官在当事人不能正确表达其诉讼主张等情况时,基于平衡双方诉讼能力、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力而应当主动进行的引导、解释行为;将释明定位为一种权力,则是法官行使审判权、体现司法权的本质要求。

(三)法官释明权的特点

在诉讼中行使释明权一方面可以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保证双方当事人尽可能享有同等的诉讼权利,更好地实现程序公正;另一方面,可以平衡当事人与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利益,强化了法官与当事人的互动,防止法官心证的秘密性给当事人带来判决时的突袭打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平复当事人可能存在的不满心理。法官释明权的行使通常具有以下特点:

1、释明主体具有特定性。释明权的行使主体只能是审理案件的法官,包括独任制审理案件的法官、合议制审理案件的法官和人民陪审员,其他诉讼参与人作出的引导、解释、询问等行为不能称之为释明。释明权的相对人只能是案件的当事人,对证人、鉴定人员等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上述行为亦不属于释明范畴。

2、释明范围具有限制性。法官行使释明权必须保障当事人正确、正当行使诉讼权利为前提,以查明案件事实为目的,但不能违背当事人的真意,不能干涉当事人的诉讼自主权,亦不能威胁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平等原则,造成司法不公正的消极影响。

3、释明权具有辅助性。法官释明权只是为了弥补当事人的诉讼能力的欠缺和不足时,对当事人行使诉讼权的一种辅助行为,且不能干涉当事人的真意,行使释明权之后当事人对释明的事项如何选择有自己的权力,法官不能强制。

(四)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现状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没有对释明权作出明确规定,关于其最初规定一般认为在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第111条,该条文共七项,前三项法官就案件主管问题告知当事人,四、五项是法官对案件管辖问题告知当事人,六、七项时法官对不予受理情况的告知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施行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明确了“举证须知”,规定了审判长通过询问、提醒、制止等方式引导当事人进行辩论,理论界有人认为这种“举证须知”属于释明权范畴。

随后最高人民法院陆续颁布实施的一些司法解释中针对具体问题作出关于释明权的规定。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规定了法官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释明义务,第八条第二款规定了当事人适用抑制自认规则时法官的充分说明义务,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了法官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的职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了诉讼时效问题的法官消极释明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了对当事人调整约定的过高违约金的释明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了对没有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当事人在庭审中应当适当提示的义务。

在2015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对没有委托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诉讼的当事人,人民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可以对回避、自认、举证证明责任等相关内容向其作必要的解释或者说明,并在庭审过程中适当提升当事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⑶该条文是在《简易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的基础上新增的条文,是遵循2012年民事诉讼法立法精神制定的,其中的“解释或者说明”、“适当提示”都是法官释明权的内容,是我国首次在民事诉讼法中阐述释明权。

由于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法官释明权,其相关法律规范都集中在司法解释中,且只是针对某些具体问题作出的个别规定,因此这些规定之间缺乏立法层面的统一指导。在审判实践中,对于法官释明权的行使时间、行使方式、行使范围和限度等,大部分都是由法官通过自由裁量权来衡定,随意性较大,而当法官不当行使释明权后,当事人应当如何救济,如何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法律均没有相关规定。

二、法官释明权制度的诉讼价值

“价值这个概念是指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中,客体的存在、作用以及它们的变化对于一定主体需要及其发展的某种适合、接近或一致。”[⑷肖建国:民事诉讼程序价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9页。]⑷

任何法律制度的建立,都体现了法律制定者的价值追求。民事诉讼法是为了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私权利纠纷,这些纠纷,不仅会使各方当事人间的权益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也会影响和动摇社会政治秩序。所以说,用高效、公正的诉讼机制处理冲突,从而使发生纠纷或遭受破坏的私权关系恢复到正常状态,是所有纠纷当事的追求和愿望。[⑸张雪梅:法官释明权探微[J],南开大学学报法学版,2004(3)。]⑸

法官释明权制度的价值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释明权制度对实现司法实体公正有重要意义。实体公正实质上是法官通过审理还原案件事实真相,使法律事实无限接近于客观事实。要查清案件事实,则首先要求当事人能表达清楚自己的诉讼请求和目的,其次就是通过举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是有事实依据的,并据此实现自己的诉讼目的,而另一方当事人则可以提供反驳证据来驳斥对方的诉讼请求。在当事人无法表述清楚自己的诉讼请求,或应该举示的证据没有出示时,法官应及时行使释明权,引导当事人如何正确陈述诉讼请求,启发当事人如何充分举示证据,以此来查明案件事实,并据以作出正确的裁判结果。

2、释明权制度对实现程序公正有重要意义。程序公正的内容包括裁判者的中立性、程序的公开性、程序的平等性、程序的民主性等。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诉讼地位是平等的,但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却是有差异的。当一方当事人诉讼经验丰富,另一方当事人诉讼能力欠缺时,或一方当事人有法律专业人员辅助,而另一方当事人没有时,双方就不可能做到平等诉讼。此时,法官应适时行使释明权,对诉讼能力不足的一方当事人进行提醒、启发和引导,使双方真正做到平等诉讼。

3、释明权制度对提高司法效率有重要意义。所谓司法效率,是指司法投入与产出间的最佳函数关系,它意味着在司法投入不变的情况下,获取最大的司法效益,或者在司法产出不变的情况下,投入最少的司法资源。[⑹闵振华:试论民事诉讼中建立法官释明制度[J],法治论丛,2003(3)。]⑹释明既有助于双方当事人充分了解对方的诉讼主张和证据内容,达到诉讼目的,也有助于当事人了解法官的法律见解,不仅能促进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沟通,也能促进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沟通。对法律适用和法官心证的释明可以使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结果有心理预判,避免法官突袭裁判,能最大限度的降低上诉率、申诉率和信访率,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节省诉讼支出,也节省国家的审判资源。

三、法官行使释明权存在的相关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的法律知识理论水平、法律素养、审判经验以及对法律适用的理解、把握不同等原因,使得法官在行使释明权时通常存在以下问题:

(一)法官怠于行使释明权。法官在诉讼中应当释明而不释明,有些法官不作为的原因是担心做的多就容易出错,或者把握不准是否应该行使释明权时,干脆就不行使,并直接简单的作出认定或否定,此种行为不仅剥夺了当事人的辩论权利,其裁判结果也势必会引起当事人的不满。

如案例一:某物资有限公司诉某风机公司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风机公司从物资公司处购买钢材,对风机公司未结清部分货款,双方签订还款计划,约定风机公司定期偿还货款,若逾期未还,则按欠款发生时间银行同期贷款利率3倍支付利息。风机公司辩称关于其欠物资公司货款未超过合同约定的上限,因此不属于违约,不应支付利息。经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自愿签订买卖合同,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和禁止性规定,风机公司未能按还款计划履行义务属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判决风机公司偿还物资公司货款及利息,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乘以3倍计算。风机公司认为违约金过高,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上述案例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对方违约为由主张支付违约金,对方以合同不成立、合同未生效、合同无效或者不构成违约等为由进行免责抗辩而未主张调整过高的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就法院若不支持免责抗辩,当事人是否需要主张调整违约金进行释明。一审法院认为免责抗辩成立且未予释明,二审法院认为应当判决支付违约金的,可以直接释明并改判。[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⑺虽然双方的还款计划约定的是逾期利息,但从其表述及意思表示可以认定其性质应为违约金,风机公司认为自己不构成违约,不应支付违约金,而未作违约金过高的抗辩,一审法院应当依照上述规定向其行使释明权,由当事人选择是否申请对违约金进行调整,否则裁判已经作出,风机公司再想主张违约金过高应予调整时,只能提起上诉或者其他诉讼程序,无疑又增加了不必要的诉累和诉讼周期,浪费审判资源。

(二)法官过度行使释明权。个别法官过度追求探究案件事实真相,追求实体公正,而过度干预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超越了当事人处分原则,造成程序不公,也违反了当事人诉讼平等原则和法官中立原则。

如案例二:某小额贷款公司诉唐某民间借贷纠纷,2010年唐某在小额贷款公司处借款,约定2011年年底偿还,借款到期后唐某未能清偿。2014年小额贷款公司起诉唐某,要求其偿还借款本息。唐某辩称由于资金紧张,目前无法偿还,请求法院组织调解。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借款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遂询问唐某,“本案借款纠纷诉讼时效为两年,在借款到期后两年内小额贷款公司是否向你索要过欠款?”由此唐某抗辩小额贷款公司从未向其索要过欠款,借款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应受法律保护。经审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小额贷款公司诉讼请求。小额贷款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上述案例中,一审法官的询问行为严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⑻。对不该释明的法律问题提醒当事人,是对另一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侵害。

(三)法官错误行使释明权。有的法官基于其自身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对法律关系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给当事人指示了错误的方向,有的法官对释明权作了扩大解释,扩大了适用范围,甚至在不应行使释明权的情况下对当事人进行提醒或启发,给当事人造成偏袒另一方当事人的印象,不利于息诉平判、化解纠纷。

如案例三:朱某诉赫某、孙某民间借贷纠纷案,朱某起诉赫某要求其偿还借款及投资款,要求孙某对借款承担保证责任。赫某对借款事实无异议,但孙某辩称自己不是保证人身份,而是作为投资款的监督人和见证人在借据上签字,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发生在投资之前,无需孙某见证,结合朱某、赫某陈述,可以认定孙某在借据上签字的行为是担保行为。法官在向孙某说明上述情况之后,释明孙某是否就保证期间的问题进行答辩,孙某表示其本人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不存在担保期间的问题。经审理,一审法院认为孙某未抗辩借款已超过保证期间,视为放弃其权利,判决赫某偿还朱某借款本息,孙某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孙某不服,提起上诉。

上述案例中,一审法官错误的适用了法官释明权,对保证期间的审查并不属于法官释明权的范畴。保证期间是除斥期间,保证期间届满导致的是实体权利的灭失,即便孙某未提出保证期间届满的免责抗辩,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也应依职权主动审查,并据此作出正确裁判。

四、建立法官释明权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目前正处于司法改革的进程中,结合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的现状和我国国民的法律意识情况,法官释明权的司法现状存在以下几方面原因:

1、不能适应诉讼模式的转变导致的。释明权制度,是基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产物,是以弥补当事人的诉讼能力不足为目的。按照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要求,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法院不得考虑;当事人未提出的证据,法院不得调查;当事人因法律知识欠缺,错误主张、遗漏证据,法官只能处于超然的地位,不得对当事人进行启发、解释;当事人恶意纠缠、拖延诉讼的,法院不得进行控制。辩论主义的过分张扬必然导致实体不公、诉讼拖延等诉讼恶果。[⑼胡家强,王永前:法官释明权正当行使的理念基础与路径选择,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⑼我国的法律体系为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采用职权主义模式,诉讼审理程序以法官为中心,但新的民事诉讼法经过修改,已经逐渐从职权主义模式向当事人诉讼主义模式转变。但转变之后,职权主义似乎成为摒弃的对象,法官在诉讼中依职权进行干预的情况逐渐减少,如一方当事人因一时疏忽未提出相应主张而导致败诉,法官将责任完全归咎于当事人本身,这种程序中的不作为势必影响实体公正。

2、法官心理顾虑导致的。我国国民法律意识普遍较低,大多数当事人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诉讼经验和诉讼技巧,从立案、送达、开庭、举证质证、宣判到最后执行,甚至上诉、申诉等程序中,当事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或说不清、辩不明的法律问题。在审判中,是否需要释明、如何释明、释明的限度等问题,都需要法官作出正确的判断,而这些问题往往难以把握,稍有操作不当就容易引起对方当事人的误解,甚至投诉或要求法官回避,所以许多法官本着“少说、少错”、“不做、不错”的审慎心理,不敢轻易行使释明权。

3、法官素质欠缺导致的。释明权的正确行使需要通过法官的诉讼行为来完成,需要法官具备深厚的法律功底、精深的业务水平、丰富的审判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还要有熟练运用法律的能力,这些能够促使法官更好的行使释明权,真正实现法官释明权制度的目的与功能。然而目前我国法官队伍中,法官素质参差不齐,很多老法官疏于学习,都是基于社会生活经验对案件进行判断,甚至有的法官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或陈述以及举示的证据等情况都不能作出准确判断,对法律规定也不能准确适用。不能准确把握行使释明权的高要求,对该释明的没有释明,不该释明的而释明,或者判断错误,给当事人指示错误的方向。因此法官不仅要有过硬的专业素质,还必须对释明权的制度基础、功能与作用都有深入的理解,才能正确、规范的行使法官释明权,而这些都是目前我国法官队伍欠缺的。

如前所述,在立法层面上确立并完善法官释明权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将法官释明权贯通于整个诉讼程序中,可以平衡审判权与诉权之间的关系,引导当事人正确正当的进行诉讼,能大大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息诉服判率,也提高诉讼效率,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从而最大限度的维护司法正义。

五、完善我国释明权制度的若干思考

虽然法官行使释明权是为了弥补当事人诉讼能力的不足,但其行使的结果就意味着对一方当事人的援助,因此法官对释明权的行使不当就会偏离法官中立的诉讼地位,导致程序不公正,也会造成偏袒一方当事人的表象。因此,建立法官释明权制度,势必要明确法官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行使释明权,行使释明权的范围、限度和方式,当法官不当行使释明权时当事人可以采取何种救济措施等内容。

(一)释明权可以通过口头或者书面的方式进行,其行使应当贯穿整个诉讼程序,包括庭审前对主体问题、管辖问题和举证责任分配和举证范围的释明,开庭时对明确诉讼请求、举证质证、补充证据的释明,宣判时对法律适用的释明,当事人上诉、申诉的释明等。

1、庭审前的释明。立案时审查受理法院是否有管辖权,提交的证据材料在形式上是否符合受案条件,原、被告主体是否适格,诉讼请求是否明确,当原告准备材料不充分或不符合受案条件时的救济措施。经法官释明之后,当事人对上述事项有自己的处分权,如当事人拒绝补交证据材料或者对法官释明的事项不予理会,法官亦不能强制当事人或代替当事人作出选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律出版社,2008年。]⑽在实践中,法官都会以举证通知书、准许或不准许延长举证期限通知书、准许或不准许调查收集证据申请通知书、出庭通知书等方式,书面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列明举证责任的范围、期限及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并根据不同类型的案件当事人文化水平、认识能力等情况进行进一步口头解释说明。

2、开庭审理时的释明。开庭时首先要求当事人明确诉讼请求,并指导当事人根据其诉讼请求举示证据,并对证据进行说明。在审理过程中,若发现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与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并不一致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律出版社,2008年。]⑾的规定,释明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并重新指定举证期。发现证据材料不充分时要释明当事人进行补充。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举证,法官要正确归纳案件的争议焦点并征求当事人意见,并提醒当事人要围绕争议焦点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展开法庭辩论。开庭审理时的释明要适度,不能干涉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不能偏离法官中立地位,以查清案件事实、保证庭审高效规范进行为目的。

3、宣判时的释明。法官在宣判时的释明主要是释法明理,尤其是对败诉方当事人,为了平息当事人因败诉带来的负面情绪,安抚当事人的抵触心理,要对案件的裁判结果在证据认定、事实认定和法律规定、法律适用等方面向其解释说明,尽量做到案结事了,降低上诉率和申诉率,减少信访因素,化解社会矛盾。

4、上诉时的释明。首先是对上诉请求的释明。很多当事人并不了解上诉案件的审理方式,不清楚在二审中只是对一审审理范围内的判项不服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因此上诉请求很多都超出了一审审理范围,此时法官应释明当事人明确上诉请求,对其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的诉请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其次是二审中举证的释明。大多数的不聘请律师的当事人,甚至受聘请的律师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都不明白什么是二审中新的证据,通常将在一审中举示过的但法官没有采信的证据在二审中举示,或者纯粹举示其他的自己想举示的证据,此时法官需要对二审中新的证据的范围进行释明。第三也是对宣判时的释明,将二审判决结果向当事人释法明理。案件进行到二审,当事人的心理都有更多的负面情绪,有的甚至纯粹是为了置气才上诉,因此二审宣判时更要做好释法明理工作,争取当事人的理解。

5、再审时的释明。当事人提出再审申请,经审查认为应当立案的,以发现新证据提出申请的,要告知当事人提交证据的期限,对方当事人还可以提交反驳证据。经审查发现,再审申请不符合再审要求时,要向当事人说明不予立案的理由。

(二)审理案件时,法官作为中立的角色,要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平等诉讼权利,因此法官在行使释明权时要遵循下列原则:

1、不干涉当事人真实意愿原则。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的私权利有处分权,有权依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民事权利,不受干涉,因此法官在行使释明权时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能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审理,即使当事人在法官释明之后不作为,也不能代替或强制当事人作选择。

2、法官中立原则。民事诉讼中的主体在民事活动中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而法官只是居中裁判,要保持超然的、不偏不倚的诉讼地位,要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专业技能、对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诉讼经验等因素,尽可能使用中性的语言和方式。在行使释明权时不能偏袒一方当事人,不能倾向于任何一方当事人,具体案件具体处理,对诉讼能力较低的当事人可以多行使释明权,但对诉讼能力强的当事人却不可以不行使释明权,不能厚此薄彼。既要防止法官过度行使释明权,造成直接给当事人出主意的局面,又要防止过于消极,不尽法定义务。

3、要坚持公开透明原则。法官释明对当事人有重要指导意义,因此释明要在双方当事人都在场的时候公开进行,合理、正当的向当事人就有关诉讼技巧、法律适用等方面进行提醒、启发,并将行使释明权的理由、过程和依据以及当事人的态度,体现在裁判文书当中。

(三)当法官不当行使释明权时,赋予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权利。

1、法官消极行使释明权的,当事人可以提出异议并要求法官释明,而在法官应当行使释明权而未行使时,又要求当事人承担证据失权后果的,当事人可以法官未履行释明义务为由提起上诉,上级法院可以此为理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2、法官过度或错误行使释明权的,当事人可以提出异议并要求法官对此作出答复,法官应当对其释明行为的合理合法性作出解释,答复应以书面形式作出,持异议的当事人对答复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由上一级法院对此作出最终裁决。同时认为作出不当释明的法官有倾向性或者偏袒一方,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当事人可以要求作出不当释明的法官回避,由此不当释明行为作出的裁判结果错误的可以提起上诉或申诉。

目前,在民事诉讼中,无论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还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为了提高诉讼效率,都在相互借鉴其优点,这体现了两大法系国家在诉讼价值理念上的转变。我国也在进行民事诉讼体制改革,从职权主义模式向当事人主义模式转变,而确立法官释明权制度,顺应国际民事诉讼改革的趋势,可以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早日实现与国际民事诉讼改革接轨。


关闭窗口